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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母校(节选)(63届校友欧潭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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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14-03-12 10:41

   1960年春,我转学来到福州。一开始,我姑妈家表弟帮我联系福州九中,我拿着转学资料去仓山,不知什么原因会路过福州高级中学。命运之神驱使我走进福高教务处,遇上吴亚俊主任(改革开放后任福州市教委主任),他看完我的成绩单,说了一句“成绩不错!”,大笔一挥,把我批转到高一(1)班(黄泉桂老师任班主任)。后来才知道,福高是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王于畊当教育厅长时抓的重点中学,在解放初成立的工农速成中学基础上,调集全省一级教师和五区八县全市优秀毕业生,组建了每个年级10个班的重点高中(只有高中没有初中),冲刺“高考红旗”。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,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、长知识的关键时期。感谢母校福高,提供了一流的教师、一流的教学、一流的高考复习,让我考上北京大学。也要感谢父母,在那困难时期乃至饿死人的年代,没有让我失学,并竭尽全力供我上学直至大学毕业。

   我家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湖边村,历史变迁,所谓的“湖”已是小池塘,只有高盖山巍峨耸立。从我家后门经肺科医院后门,绕过百泉庵和师大音乐系后门,穿过师大物理系门前十字路口即可到达原福建省军区大门,再爬一个坡就到了福高。每个星期我都要在这条曲曲弯弯,起起伏伏的路上走个来回。开荒种“自留地”的那段时间,我一星期要走两个来回。福高食堂周末把一天的口粮定量八两半做成象枕头一样的馒头,我拿着这块馒头边走边吃,还不到原省军区门口就吃完了。星期天只好在家中“蹭饭”。高考前一个月,我是农村户口,没有口粮,只好每星期装一布袋自己种的”番薯”(胜利8号优良品种,含淀粉很高)到学校。每顿用小布袋装“番薯”放在蒸笼里蒸。没有菜,只好用酱油沾着吃。感谢胜利8号番薯营养丰富,不仅赶走了饥饿,而且让我正在发育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,以充沛的精力冲刺高考,取得考取北京大学的好成绩。高中同学至今还在戏谑地喊我外号“胜利8号“。
   我的数理化功课很好,但经不起三天两头回家“种自留地”,造成“知识断层”,只好选择“死记硬背”的文科。我的语文老师、政治老师和历史老师也看好我,高三最后一个学期,我和卢美松都分到文科班,让我们俩和另外两个人冲刺“北京大学”。
   我和卢美松十分有缘。卢美松个子不高,白净面孔,坐第一排。他给我的印象是好读古书,穿一身灰色劳动布的衣服,赤脚走路,健步如飞,说话嗓门特别亮。班上同学用福州话喊他,都用谐音“美驴”。更特别的是,他左耳挂着金耳环,据说是福州人的传统习俗,能保佑男孩健康成长。他的金耳环一直挂到北京大学,直到毕业回福州订婚时才取下来变成未婚妻的首饰。因此,这表明他一辈子注定是很传统的人。
   在福高高一(1)班,我是生活劳动委员。当时勤工俭学劳动很多,我都要带头干。每次到校办农场拉粪车都是班长石杰南(现为港商)当“牛头”。我和美松一样,常年赤脚穿劳动布裤子。我俩很投缘,他到过我家,知道我家后门有棵很大的番石榴树。我到过他家,好像是水部柳宅横巷2号,福州传统的木板房,过道很狭窄。第一次遇到他母亲,是在房后池边的蕹菜(俗称空心菜)地里。干瘦的母亲挑着带喷嘴的水桶在浇蕹菜。据美松说,他经常要帮助母亲挑菜沿街叫卖。
   高考前夕,我和美松都被分到文科班。我是学习委员,他是语文科代表。当年,高考报志愿都由老师来定。文科班报考北大只有四人,我和美松在其中。最后只有我和美松双双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。记得考历史科目前夜,我和美松在校内操场双杠沙坑边复习功课。当时,对历史复习资料我们都倒背如流。我突然提问:“十八世纪德国南部农民起义领袖是谁?”美松答不上来。我们赶紧一起反复背诵:“多玛斯·孟彩尔”。这时,夜已深,教我们几何的老师发现我俩还在背诵,立即劝我们回寝室。第二天,历史考卷上果然出现“多玛斯·孟彩尔”的填空题。我俩几乎以满分的历史成绩被北大历史系录取。
   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,我连起码的路费也没有,幸好母校福高主动补助20元购买学生火车票。家中父母平时用的半新棉被让我带上,内装两件换洗衣服,打一个捆就上路了。北京大学发通知书时附寄的四件行李签都没用上。父亲把唯一幸存的大皮鞋让我穿上,从村口走到公交车站就把我脚后跟磨破了。父亲坐6路车把我送到台江广场转车时,抽着烟袋锅蹲在地上说:“车费不够,你自己坐车去火车站吧!”我扛着一床棉被到火车站,站前广场许多家长在送学生,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学生千叮咛万嘱咐,有的学生哭哭啼啼的,我好奇地围着一群群人转悠,心里想:上大学是多么好的事啊!他(她)们哭什么呢?当时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   1963年8月底,华北水灾,津浦线瘫痪多日,大量福建考生滞留上海。我和美松有幸坐上水灾后第一列从福州发出的火车。当年长江上没有大桥,在南京浦口火车分批轮渡后,沿着抢修的铁轨缓慢前进,铁轨两侧全是汪洋一片。硬座车厢都是赴京报到的福建新生。我与美松分享着他母亲节衣缩食买的龙眼。他有一个伯父送的藤木箱,内书“盧记”二字。四天四夜的火车旅程,在兴奋、新鲜、幻想、趣谈中很快就过去。当年我们只有18岁。


文章分类: 我和我的福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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